媒体发声

4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中国之治：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专题版面，整版刊登了我院教师的一组署名文章，分别为：我院党委书记闫文浩撰写的《在防控疫情的战场上坚守初心和使命》，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小军撰写的《以疫情防控法治化提升依法治理能力》，我院副院长、副教授张亚泽撰写的《在疫情“大考”中深化对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认识》，我院副教授王东红撰写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中的中国作为、中国贡献和中国引领》，我院副教授朱尉撰写的《突发公共事件中舆情治理的思维更新、机制建构与技术创新》以及我院教授王永和撰写的《在疫情防控中不断彰显新时代爱国主义伟力》。六篇文章从不同的视角切入这次疫情“大考”，分析论述了“中国之治”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发挥的引领作用，阐发了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刻思考。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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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内容如下：

在防控疫情的战场上坚守初心和使命

作者：闫文浩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是党永远坚守、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越是沧海横流，越要初心不改；越是风刀霜剑，越要使命彰显。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的防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这场严峻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顽强拼搏，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动员广泛的人民战、机制协调的总体战、重点突出的阻击战已经形成强大合力，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发生积极向好变化，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但是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繁重。要在统筹兼顾中实现防控疫情的全面胜利和推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广大党员干部就要继续坚守初心、履行使命，继续发挥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硬核力量。

一是始终牢记党的性质宗旨，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进作用，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首位。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是阶级性与先进性高度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近百年的历史上，党既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又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领导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征程中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次疫情是对党的一次“大考”，也是党必须带领广大人民进行的一场“大战”。如何团结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抵抗病魔的侵袭，就需要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牢记党的性质宗旨，充分发挥模范带头的先进作用。具体来说，首先是冲锋在前、勇担责任，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身体力行、躬亲示范地投入到疫情防控的工作中；其次是积极回应群众关心的紧要问题，答群众之所问、解群众之所困，以党员示范带动群众、以满足群众利益动员群众，把防控疫情工作牢固树立在紧紧团结依靠和全面有效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再次是通过党组织与党员个人的整体互动和协调运行，把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转化为防控疫情的政治优势、群众工作优势和组织优势，形成抗击疫情的坚强人民防线。

二是始终坚定党的理想信念，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信仰作用，把赢取疫情防控最终胜利的伟大斗争精神激发出来。中国共产党人以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共同理想，并在建设、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将二者融入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之中。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内生于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的价值追求与精神引领，外化于为之而奋斗的实践过程与历史进程中，锤炼出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的伟大斗争精神。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与疫情的对抗更是具有生命危险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有科学理性思维把握疫情斗争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则需要有意志品质的支撑，以无私奉献的精神投身防控疫情的斗争、以不怕牺牲的勇气与病魔斗争到底、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以勇于担当的责任彰显共产党人的忠诚。因此，在这场战“疫”中坚守初心使命，首先要坚定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增强政治定力，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看待疫情的发展和个人与社会作用的发挥；其次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以坚强的意志品质和顽强的斗争精神抗击疫情；再次要积极发挥精神状态和精神品质的辐射带动作用，用共产党员信仰的力量激发出全社会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精神伟力。

三是始终明确党的奋斗目标，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组织作用，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制度优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其包括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美丽等诸多内容在内，其指向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要求一方面在党的领导下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并通过具体的社会实践来实现；另一方面则需要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和条件保障。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到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强调从制度保障层面来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发展思路与战略举措。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在这一制度作用和制度效能的发挥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效能可以发挥到什么程度，在根本上取决于党的领导深入和广泛到什么程度，进而取决于党员在具体落实和执行中对制度的认识、执行和遵循到什么程度。因此，要坚守好、实现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就必须要发挥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作用。

这次疫情防控不仅是对广大党员意志品质的考验，同时也是对各级党组织能否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增强社会治理效能的“大考”。在这一特殊时期坚守初心和使命，一方面要强化政治意识，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作用，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另一方面则以这次疫情防控作为一次重要契机，检验党员干部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统筹调动社会资源方面、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处理舆情舆论方面、保障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等是否真正做到了依法进行、依规落实、循制开展，使党员干部在政治作用发挥和基层组织运行等方面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制度优越性。

此外，在防控疫情的战场上坚守初心和使命，还需要有过硬的本领。这其中包括形成理论思维和科学思维的学习本领、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领导本领、推动体制机制完善的改革创新本领、以人为本和推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本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工作本领、推动微观具体发展的狠抓落实本领、应对各种挑战和复杂突发事件的驾驭风险本领等。因此，在防控疫情的“大战”“大考”中，只有坚守党的初心使命并将其贯穿于调动强大主体力量、激发强大精神力量、发挥强大制度力量、形成强大本领力量的各个方面，才能赢得这场战役的最后胜利。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

以疫情防控法治化提升依法治理能力

作者：张小军

在2020年2月5日举行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实际上，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充分阐释了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发挥法治在传染病突发事件治理中的功能和作用。这些重要论述对进一步总结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基础上提升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各种不确定的突发事件的治理能力，具有重大战略指导意义。

不断完善疫情防控立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讲话指示中都涉及完善疫情防控和卫生法治立法建设，并对疫情防控立法体系的完备性和科学性提出了要求。他说：“要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提示我们要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抓紧修订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特别针对我国在生物安全立法方面的短缺，他指出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等法律，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为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依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时颁布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两高”“两部”联合印发“准立法”性文件《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为执法和司法机关依法惩治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行为用足用好法律规定提供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还会同国家卫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保障医务人员安全 维护良好医疗秩序的通知》，严厉打击暴力伤医和扰乱正常医疗秩序的违法犯罪。

在依法执政中严格实施疫情防控法律。法律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疫情防控法治的实施系统包括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行政机关执法和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等方面。

首先，在党委和政府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面依法履行职责，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水平。各有关部门要明确责任分工，积极主动履职。在依法行政和信息公开方面，要依法做好疫情报告和发布工作，按照法定内容、程序、方式、时限及时准确报告疫情信息，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通报疫情信息，积极回应国内外各方的关切。

其次，在政府的行政执法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法律法规，严格依法实施防控措施，坚决防止疫情蔓延。其中主要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求严格执行《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办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实施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理措施。第二，市场监管等执法工作，严厉查处各类哄抬防疫用品和民生商品价格的违法行为，依法严厉打击抗拒疫情防控、制假售假、造谣传谣等破坏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第三，加强治安管理，加大对暴力伤害医务人员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第四，对借机在网络媒体造谣滋事的，要依法打击处理。总而言之，要依法严惩扰乱医疗秩序、防疫秩序、市场秩序、社会秩序等涉疫违法犯罪行为。

再次，在司法机关的司法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大对危害疫情防控行为执法司法力度，加强对相关案件审理工作的指导，及时处理案件和纠纷，定分止争。要坚决打击哄抬物价、囤积居奇、趁火打劫等违法犯罪行为，妥善处理好疫情防控中出现的各类矛盾和问题。此外，在社会矛盾和纠纷解决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排查预警、多元化解机制，及时化解疫情防控中出现的苗头性、趋势性问题。

强化疫情防控工作的法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依法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强化疫情防控法律服务，加强疫情期间矛盾纠纷化解，为困难群众提供有效法律援助。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法治工作的指示精神中，采取多种措施加强疫情防控的法治保障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和规范在线诉讼工作的通知》，指导和规范各级人民法院疫情期间有序开展工作，充分运用信息化建设和智慧法院建设的成果有效开展在线诉讼活动，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各级人民法院还充分运用官网、微信、微博等平台和网络庭审直播等新媒体形式，及时报道和公开妨害疫情防控刑事案件的审判情况，为疫情防控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法治环境。

检察机关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律协和监管部门的沟通，利用远程音视频、微信等信息化手段，确保律师“在场”和具结案件。此外，还要求加强疫情防控法治宣传，营造法治环境；要求组织基层开展疫情防控普法宣传，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法治意识。

坚持疫情防控法治化是党领导全国人民战胜疫情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提升了党的依法治理能力，为赢得疫情防控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也为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注入了新内容。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疫情“大考”中深化对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认识

作者：张亚泽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危机，也是对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在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全国范围内采取了史无前例的社会流动管控措施。其中，基层社区是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群防群治的最前沿。守住社区防线，遏制疫情扩散蔓延，是中国疫情防控模式全局成败的关键。

我国疫情防控战略部署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关口前移，重心下沉，严密控制病毒传播。这一战略部署之所以有条件实施，得益于中国形成了强大的基层治理体系。疫情发生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把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加强社区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使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在中央统一部署下，由区县部门、街道（乡镇）和社区（村）组成的基层治理体系实施网格化、地毯式管理，承担了繁重的防控任务。在这次基层“疫”考中，我们感受到了近年来基层治理取得的成就，发现了基层治理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还看到了应对突发危机事件时存在的短板和不足。为此，需要以疫情防控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对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认识。

基层治理需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当公共危机突然来临时，如何破解集体行动的困境，将民众迅速组织和动员起来克服共同的困难，这是国家治理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社会拥有完整的组织系统和庞大的党员队伍，具有发挥强大社会动员力的政治基础和组织优势。从这次疫情防控来看，基层党组织在贯彻党中央战略部署，落实联防联控责任中起到了战斗堡垒作用。奋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在接近群众、服务群众中得到了群众的认同。疫情防控工作使“让党放心，让群众满意”的政治标准通过实际行动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治理绩效。由此可见，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与服务功能的有机融合可以有效消弭国家意志与社会诉求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应始终坚持党在基层社会的在场状态，这是实现基层社会与国家对接的政治保障。基层党组织需要坚持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的价值指向，引领基层群众在参与基层治理中实现公共事务的善治。

基层治理需要完善治理体系的内在结构。基层治理体系衔接政府管理服务与基层群众自治，是一个复合型的治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存在着科层管理和社会自治两种不同的运作逻辑。在拥有政治、组织和资源优势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科层管理可能会改变基层治理的运作逻辑，导致基层治理的过度行政化。在一些地方，上级部门忙于发通知、收表格、搞验收，基层工作人员疲于应付，基层治理处于“小马拉大车”的运转状态，没有更多精力回应群众诉求。即便是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表格抗疫”“留痕抗疫”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依然存在。为了赢得这次大考，中央部署机关党员干部有组织地下沉到了社区一线，矫正了防控力量倒置产生的基层“空转”现象，这一成功做法需要长效化、制度化。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中，应进一步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的资源沉到基层，让基层有做事的能力。要推动基层治理结构的扁平化发展，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通过做好家门口的服务，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基层治理需要健全协同共治的运行机制。基层治理的内容多是社区公共问题，这些问题解决需要多元主体之间的协调与互动，也需要普通群众的广泛参与。这次基层疫情防控工作激活了多元力量参与公共问题治理的内生动力。一些企业在物资等方面对社区抗疫给予了有效支持；各类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都成为积极的行动者，介入了社区防疫和公共服务工作中；在不少地方，居民们还自发组成网络社区，通报疫情、互相帮助。事实证明，基层治理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随着社会活力的不断增强，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治理机制是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未来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应将疫情防控中建立的“社区+物业+自治委员会”“干部+党员+群众”“网格员+志愿者+群众”等协同共治机制制度化、长效化，引导更多的人参与基层治理，努力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基层治理需要加强依法治理的水平。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志，也是提升基层治理品质的基本要求。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长，这些内在的需要会通过各种方式转化为对基层治理的种种诉求。在疫情防控期间，有的地方出现了借防控之名滥用权力的现象，引起人民群众不满。这些现象之所以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是基层治理主体缺乏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的能力。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强化依法治理的理念，推进基层治理依法进行。处置公共突发事件、实施各项社会治理措施必须符合法治精神和相关法律法规，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为推进基层治理创新筑牢法治堤坝。同时，还要在社会成员中培育遵法守法的意识，让依法治理成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共识和行为准则。

基层治理需要加大科技支撑力度。近年来，数据科学的突飞猛进宣布了数字治理时代已经到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基层治理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数字技术的有效运用节约了国家治理的时间和人力成本，更提升了管理和服务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同2003年“非典”疫情防控相比，这次疫情防控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数字治理技术发挥了巨大作用，面向防疫及群众生活、工作需求的数字技术创新得到了大量运用。一些地方运用数字防疫系统为基层群众提供“同行程查询”“在线问诊”“健康教育”等智能化服务；各地“健康码”的推出，大大方便了群众出行，也切实起到了为基层人员减负的作用；云上办公、腾讯课堂等“互联网+”技术在全国范围内支撑起了大规模的居家办公活动和网上课堂活动。在不知不觉间，数字化治理正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危机事件之后，应加快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步伐，把数据的力量与群众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更好地回应群众的关切和诉求。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这次疫情防控的实践证明，没有强大且运转良好的基层治理体系，就无法有效应对现代社会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挑战，更无法支撑起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这次疫情“大考”为契机，我们要不断推动基层治理创新，提高基层治理应对现代社会风险挑战和服务基层群众的能力，为开辟大国治理的新境界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中的中国作为、中国贡献和中国引领

作者：王东红

自1851年欧洲12国在巴黎召开国际卫生会议商讨应对霍乱算起，国际卫生合作已有近170年的历史。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使得世界各国公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状况总体上得以大幅改善，但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威胁长期存在，新发和复发传染病仍考验着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立足战胜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在推动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展现出了自己的作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也在提高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中形成了自己的引领。

疫情防控中尽责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中国作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积极防控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立足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加大与疫情防控相关的国际技术合作交流力度，面向人类展现出积极的中国作为。

在国际层面，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行动和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多边治理体系。加强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是与世卫组织等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合作，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等，高标准履行对全球卫生及安全的承诺和世卫组织提出的各项倡议。迅速与世卫组织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及时通报疫情信息，分享病毒基因序列信息以及核酸检测引物和探针序列，积极参与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国际卫生组织推出的“新型冠状病毒战略防范和应对计划”。习近平主席会见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支持世卫组织派出的专家组赴武汉市实地考察，发布《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并向世卫组织捐款2000万美元。中方及时向国际社会提供多语种中国疫情防控和诊疗技术指南更新版。在地区层面，与欧盟、非盟、加共体、上合组织、南太岛国、中东欧国家等交流疫情防控和诊疗经验。在老挝举行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议。在双边层面，习近平主席与多个国家领导人通话，介绍中国防疫举措与成效，发出中国“战疫必胜”的时代最强音。中国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防疫物资援助等力所能及的帮助。

同时，加强与涉及卫生领域的基金会、跨国公司、专业协会等的合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国际社会分享有关疫情防控的多份技术文件。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疾控中心等派出专家组赴有关国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诊疗等方面交流。中方与国外专业机构就溯源、药物、疫苗、检测等联合科研攻关，向欧洲呼吸学会介绍中国救治经验。习近平主席给比尔·盖茨回信，感谢盖茨基金会支持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设立“抗疫国际人道援助基金”，筹募资金物资，驰援受疫情影响较严重国家。中国地方政府、民间机构、友好团体等也通过各种渠道参与各种形式的捐赠，这在积极推动全球疫情治理的同时也有力回击对中国抗疫努力的各种恶意攻击、污蔑抹黑，消解了疫情恐慌，为全球防控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与国际环境。

疫情防控中参与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中国贡献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做好中国国内疫情防控工作本身就是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重大贡献。疫情发生以来，中国采取“封城”、停工等全面、严格、彻底的防控举措，全国军地的医务人员和各界人士用奉献和牺牲投入防控工作。同时，加快科研攻关，及时客观发布疫情和防控工作信息，科学宣传疫情防护知识。此外，还对外国公民执行了无差别防控举措，为当事人提供必要保障和协助。经过艰苦努力，遏制了疫情扩散蔓延，减轻了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参与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中作出了杰出的中国贡献。

首先，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提供了信心与经验。新型冠状病毒是以前从未在人体中发现的冠状病毒新毒株，其起源、传播、演变以及对这一新发传染性疾病的感染预防、诊断和治疗都缺乏足够的知识。中国通过阻断各种可能的传染源，使用数字技术等手段，查找病患、追踪接触者，培训卫生工作者，全力保障医疗服务供给，积极探索和总结推广科学的诊疗办法，大大降低了境内新冠病毒疫情死亡率。这证明了新冠病毒可防可控、新冠肺炎可救可治，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做好疫情防控准备赢得了宝贵时间、提振了信心、积累了经验、树立了典范。

其次，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更新了理念与机制。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践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倡导树立“大健康观”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面对作为非传统安全的公共卫生安全在全球化背景下带来的诸多挑战，国际社会必须凝聚共识、团结合作而非相互攻击指责，消除种族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偏见，防范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支持以联合国和世卫组织为核心的国际公共卫生多边治理体系，以共同的目标、利益、责任和行动，参与其中。中国高度重视落实以健康等为核心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把“防治重大疾病、全方位积极推进人口健康领域的国际合作”载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作为健康中国战略的支撑与保障。

疫情防控中提升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中国引领

在做好自身疫情防控的同时，中国积极地把自己的认识和经验及时转化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推动，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全面提高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治理能力提供鲜明的中国引领。

第一，将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加快构建以生物安全法为核心的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加强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医疗健康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加快提高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战略科技力量、战略物资保障和战略储备能力，完善出入境管理、检验检疫技术，建立公共卫生安全治理高端智库及其交流机制，推广“大数据+网格化”等手段。

第二，完善卫生外交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和国家安全利益。完善国内环境与卫生领域的治理，总结疫情外交经验并形成制度性成果，提升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在国际议程中的位置。继续在联合国和世卫组织框架下，以人力、物力、财力等支持国际卫生与安全合作，在“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实施中与欧盟等地区和国际组织强化技术交流，运用好与各地区组织和相关国家的现有国际联系机制，并创新南南合作模式，特别是与陆上和海上邻国以及主要贸易合作伙伴，开展公共卫生安全专项协作，为国际社会供给更多更好的诸如对话合作平台、倡议等公共卫生服务产品。

第三，推动优化中国全球公共卫生战略。推动落实好2020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将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摆在国家战略体系重要位置，制定和实施传染病防治规划，完善有关对外交流合作的事项。巩固好应对疫情展示的积极国际形象，增强在公共卫生安全治理领域综合性和专门性的国际和区域组织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应急卫生救援中注重本土性知识作用的发挥，培育中国的跨国医药公司、基金会、慈善机构、商业协会、专业学会参与全球卫生安全治理。培养和储备基于自身卫生发展经验的集研究、项目开发和管理、医护实践和操作一体化并通晓国际规则、精通谈判和沟通技巧的复合型人才，服务于中国全球公共卫生力量布局。实现与中国贡献度、缴纳会费相适应的中国籍职员在国际卫生组织的任职数量、任职级别，特别是支持在应急、药品食品安全、卫生政策和体制、决策咨询等关键岗位上的任职，深化国际卫生组织相关改革。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突发公共事件中舆情治理的思维更新、机制建构与技术创新

作者：朱尉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因其公共性、高风险性和影响的广泛性，迅速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与讨论。因对疾病认知不足、信息传播不力带来各种猜测、想象及隐喻，继而衍生出多类异质的热点社会舆情。全媒体时代传播机制的去中心化，又使得舆情扩散与演变呈现多极多向的特点，动态演化的舆情对政府公信力和社会治理能力都是一场巨大的考验。尤其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产生的社会舆情，往往会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公共政策等产生关联。治理效能欠佳会导致舆情失控，由此带来的社会风险也会不断升级。因此，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要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公开透明回应群众关切，增强舆情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实现危机事件舆情的科学治理，必须理清多元参与主体的关系，从舆情治理的思维、机制和路径上寻求突破。

遵循舆情发展规律基础上的思维更新

在突发公共危机面前，舆情一方面源于事态本身的发展呈现，另一方面则来自政府、媒体、社会组织的行为质量与干预效果。也就是说，舆情系统内部的自我运行与相关主体的外部干预共同影响了舆情演变，也规约着舆情治理的方向与内容。

首先，舆情治理要坚持事实逻辑。及时有效高质量的信息供给取代生硬的说教与情感的泛滥，远胜于技术干预、舆论扭转等技术操作。此次危机舆情主要表现为疫情前期信息的未及时公开、外部舆论恶意抹黑以及民间舆论场大量信息误读导致的谣言传播。如果能够从一开始进行信息公开预警，持续进行专业权威的事实报道，就能防止次生舆情爆发。

其次，舆情治理需要新闻专业主义。舆情治理离不开媒体传播。新闻专业主义强调客观、平衡、公正，本身就需要在报道事实的时候视野宽广、立体全面，因此在危机事件面前，要有英雄主义的情感叙事，但兼具历史视野、社会视角的疾病报道不可或缺，大量疾病本身的科普传播会弥补公众的信息饥渴与疾病恐慌。主流媒体应该在传播指令性信息时追求表意精准、信息权威；在传播宣传性信息时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在传播解释性内容时追求受众本位、立体全面。舆情治理更需要专业主义，要对舆情进行全过程、全要素治理，一方面建立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治理预案，建立舆情分析系统和舆情数据库；另一方面实施舆情监测、预警、研判、引导、干预的系统化全过程治理。

最后，舆情治理需要网上引导与网下治理相结合。舆情治理，是政府、组织、媒体和个人等主体进行的舆论引导的规范与调适，自然包括传统媒体和现实交往而生的现实舆情，也包括虚拟空间生成的网络舆情，既需要网上引导舆情发展，及时准确发布疾病科普与救治信息，更需要网下解决现实问题，如第一时间应急响应，多点尝试中西医结合防治，开展心理援助工作等，以推动现实舆情和网络舆情的平息。网下治理还可以释放网上引导的部分压力。随着社区干部的下沉核查、方舱医院的应收尽收、社区服务的提升等现实问题的有效解决，网络舆情逐渐向好。

健全突发事件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

治理活动的本质内核是依靠多主体间的沟通协商实现目标。舆情治理的关键是要调适参与主体间的关系，通过舆情系统内部运行和外部干预，发挥舆论工作聚民心、解民意、鼓士气的作用。

一方面，要调整治理主体的职能分配和主导等级，创建共治的治理网络。当前舆情治理网络表现为以政府干预为主导，媒体、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既参与舆情治理又被作为舆情治理的对象，而作为舆情主体的公众则没有治理权，也无法参与舆情治理，是纯粹的治理对象。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下，政府不再行主导干预职能，要让渡部分监管职能于其他主体；多元主体行治理职能，公众行自治职能，同时也是多元主体进行舆情治理的对象。当然这种应然性的治理网络需要以政府职能的主动转变和公民媒介素养提升为前提条件。

另一方面，压实各主体的责任。党管媒体要贯彻到新媒体领域，政府要落实网络监管职能和统筹管理责任，互联网企业要发挥管理主体责任，社会监督要实现立体化和科学化，公民的媒介素养和自律意识要进一步提高，如此才能建构起党委领导、政府管理、媒体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的多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协同治理强调多主体联动的同时，还要加强舆论场的协同交融。舆情背后的情绪起伏、认知增进都与舆情治理的逐步展开有关。突发公共事件中，社交媒体的议题往往聚焦于危机事件本身与个体状态，传统媒体更关注于疫情防控和秩序修复，这与媒体的性质有关，决定了媒体及背后的参与个体的价值取向，构成了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并存并行的舆论格局。要注意的是，两种舆论场并不存在本质意义上的对立，恰恰构成了呈现突发事件整体全貌的合力。因此，多舆论场的有效交融、多主体的协同治理成为关键。官方舆论场更能掌握权威数据和事实，在舆论引导的同时可以为民间舆论场提供更多的权威信息供给，社交媒体呈现的舆论热点应该成为传统媒体深耕细作的起点，让代表民意的个性化表达进行更加充分的理性探讨。情绪化表达和理性化探讨在平台交互下实现，舆情治理方能有效。

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科学决策、精准施策、精准治理

大数据技术为我们提高舆情治理的时度效提供了技术保证，大数据技术在舆情治理工作中的深度应用是关键。

首先，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协同治理机制的建构。媒体、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观测民意、了解信息供求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信息供给补位；公众可以从大数据中纠正认知偏误，形成全面完整的有关灾难的知识图景，继而主动参与到舆情自治与治理中；政府则可以通过大数据呈现出来的各主体行为进行质量判定，也可以选择有效的时机进行介入和干预。

其次，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舆情预警和有效引导。利用大数据挖掘和数据处理技术，将灾难数据、舆情数据和主体关系数据进行有效连接，将彼此孤立的数据进行复杂结构的多重关联，在舆情发生前进行灾难信息的预警发布、预警扩散，在第一时间进行舆情引导，使舆情数据效用最大化。

最后，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舆情判定与精准施策。对内部舆情、国际舆情、隐性舆情等不同性质的舆情要进行精准判定和科学引导；对意见领袖、围观者、普通民众等舆情主体的认知、态度及行为进行实时评估，对可能引发的舆情升级和主体转化进行风险评估并做出适度防控。

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紧紧抓住“提高新闻舆论工作有效性”这个关键。舆情治理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舆情充分反映民意、保障建言献策、发扬人民民主。通过高质量的舆情治理，团结民心、凝聚共识，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在疫情防控中不断彰显新时代爱国主义伟力

作者：王永和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刻，我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经历着一场“大战”和“大考”的磨砺。疫情发生后，爱国主义像穿越时空隧道的精神伟力，言犹在耳、催人奋进，激励着14亿中国人民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用实际行动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新时代爱国主义篇章，彰显了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共克时艰的精神伟力，极大地丰富了新时代爱国主义的精神内涵。

听党指挥、闻令而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爱国就要拥护党的领导，绝不是空喊口号。爱党就是要相信党、依靠党，服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爱国主义在防疫抗疫战斗中首先体现在听党指挥、闻令而动上。在党中央发出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战斗号令后，14亿中国人民闻令而动。全国全军疫情防控的专业骨干力量和防控物资在极短时间内迅即汇集、进发，打响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全国各地迅速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迅即做出部署，打响疫情防控人民战争。广大人民群众遵守各地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统一规定，服从居住地社区管理，安心居家隔离。如果没有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没有对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遵从，就难以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局面，疫情不可能得到有效控制，战胜疫情更是遥遥无期。疫情防控战斗取得阶段性成果的事实充分说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是最听党指挥的、最有大局意识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坚定的弘扬者和实践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战“疫”中展现出来的坚定信心和毅力，制定的科学务实的防控举措，体现出的强大组织号召力，是取得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的根本原因所在。

人民至上、安康为要。爱国与爱人民相统一，忠于人民、热爱人民是新时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价值观、人民是真正英雄的唯物史观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观的根本体现。疫情防控战中的爱民情怀，具体体现在心系人民、确保人民安康上。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强调要“永远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将“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落实到疫情防控各环节，千方百计减少重症率和病亡率。这不仅仅是口号，而是对党员干部和各级政府提出的行动要求。我们看到，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党员干部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紧迫的工作来抓，千万名党员干部身处战“疫”一线，人民军队紧急驰援武汉，医护人员舍小家为大家，医疗科研团队不分昼夜全力攻关，大量工人争分夺秒复工复产，社区志愿者辛勤劳动，社会各界捐款捐物……大家集中到一个指向，那就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重于泰山。

万众一心、命运与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新时代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爱国、报国、兴国、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汇聚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需要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参与和奋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阶段，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这样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们面临的挑战和考验愈加严峻，斗争更加激烈。尽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但伟大的中国人民在磨难面前不惧艰险，充分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形成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大团结大协作局面。疫情发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从企业到机关、从社区到校园、从军队到地方，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急行动起来，构筑了一道严防疫情的“防火墙”。无论党员干部、医务人员、社区志愿者，还是建筑工人、快递小哥、出租车司机……大家通过实际行动共同构筑了联防联控到群防群治的地毯式防线，为打赢疫情防控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无论是医护工作者夜以继日的辛苦付出，还是全国亿万人民众志成城的守望相助，都让我们热泪盈眶。这就是今日之中国，一个强大、团结、互助、自信的中国。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乐观的人民，我们的民族是英雄的民族，我们的时代是昂首奋进的新时代。无数感人的瞬间，无不是讲述真情交融、命运交织的故事，展现“我们都是一家人”的情怀。

舍生忘死、冲锋陷阵。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进程中，涌现出无数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舍生忘死、冲锋陷阵的英雄人物。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爱国主义的最高要求和特殊表现形式，是与爱国主义相统一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是最容易实现完美结合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面对党和人民的召唤，面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一批又一批英雄的群体和个人逆行而上，舍生忘死、冲锋陷阵在疫情防控最前线，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饱含责任担当的请战书和鲜红手印、铿锵有力的“我先上”“我能上”“跟我上”“95后”护士的光头、医护人员脸上的一道道勒痕令人泪目，牺牲在抗疫斗争一线的医护人员、公安干警、社区干部们的英雄事迹感天动地。这些英雄群体和个人身上所闪耀的，正是革命英雄主义和新时代爱国主义完美结合的光辉，值得我们所有人敬仰和学习。

爱国主义是中华儿女最自然、最朴素的情感。爱国主义在不同时代、不同阶段、不同目标任务中有着不同的表达形式。听党指挥、闻令而动，人民至上、安康为要，万众一心、命运与共，舍生忘死、冲锋陷阵，是爱国主义在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最艰险最困难阶段的具体表现。全面取得决战决胜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的最终胜利，需要持续性发挥爱国主义的价值引领和精神激励作用，形成惊天动地、排山倒海的伟大力量。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