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学院概况 师资队伍 党群工作 规章制度 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学生天地 招生招聘 合作交流 下载中心
学术公告
科研园地 您现在所在位置:首页 > 科研园地
宋吉玲:改革开放“非意识形态化”误读与正解
作者:[]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7-02-12] 阅读次数:[983]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

 

 

改革开放非意识形态化误读与正解

作者: 宋吉玲

内容提要国内外对中国改革开放存在着多路径的非意识形态化误读,充分还原改革开放重要论断的完整“叙事”是细致辩驳此类误读、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力和主导权的关键所在。为此,我们应坚持不懈地遵循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一致性,既要防止脱离经济发展抽象谈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要避免将意识形态的发展完全附庸于经济效率追求之下,还要积极应对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改革开放 非意识形态化 意识形态安全

作者简介:宋吉玲(1978-),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陕西西安 710119

从改革开放的历史缘起及伟大实践看,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从党在当代的指导思想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改革开放是同义语,没有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没有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都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天然的内在一致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在国内外从一开始就遭遇着将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为分割、被视为改弦更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种种误读。而这些误读正在形成一种强烈的“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潜在干扰着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为此,认真梳理并细致辩驳此类误读,对新形势下正确认识和评价改革开放、积极维护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从而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力、提高全面深化改革自觉性及顺利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等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非意识形态化”之误读

自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以来,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以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等多种形式在我国国内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强势渗透。这些思潮鼓吹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不可超越的终结形态,以竭力挤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空间、摧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堡垒为根本目的,再现了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追求之间的显性冲突。与改革开放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性及改革开放实践过程本身的复杂性相适应,国内外对改革开放存在着多路径的非意识形态化解读。

1.西方意识形态用色眼镜对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性质进行遮蔽与否定

以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为起点,西方学界、政界普遍将“发展”归结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与经济增长,并据此有意避谈或淡化、甚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选择之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定性意义。他们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与撒切尔、里根、戈尔巴乔夫等一起归列到倾向新自由主义的右派政治家行列,认为邓小平拉开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根本性变革的序幕,并着手在意识形态有色眼镜下对以改革开放重要论断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新话语进行了各种断章取义式的解读。

诸如,西方社会以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没有在语言表述中包含公有制,于是趁机抛出他们极力淡化意识形态的所谓社会主义‘新构想’,这种‘新构想’否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意识形态性,把私有制是否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同公有制是否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列为‘需要研究的问题’,把社会主义说成就是‘社会公众利益至上’”[]。他们亦颇有心计地对邓小平提出的“白猫黑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不争论”、“先富论”加以绝对化、片面化解读,为之贴上“去意识形态化经典论断”的标签,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讲社会主义方向的实用主义社会变革。

与之相对应的是,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有意将中国改革开放与“国家资本主义”捆绑表达。在他们看来,中国国有企业在很多个关键行业处于垄断地位,因此,中国奉行的是相对于“国际资本主义”、“市场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或“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最终归宿就是私有化。有人认为,“‘市场改革’已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或“已经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经济制度,有西方学者主张用现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开放中坚持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强调要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

一些人就此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有‘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话,将三中全会决定说成是私有化的宣言书。”[]有的则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原来的“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提法的转变,认为这“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形成的‘半市场经济、半统制经济’的校正,是向所谓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意味着西方新自由主义‘大市场小政府’理念的确立,意味着市场的胜利”[]

2.国内不同认知立场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性质的抛弃与拷问

国内有学者固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本本或改革开放前30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用改革开放前的时期来否定改革开放后的时期,由此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改革开放后另起炉灶的结果。他们将邓小平“不改革死路一条”作为论证“改革是推翻原有制度、搞另起炉灶”的有力依据,提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的根本突破”的新式命题。与之相反,有学者为了以否定改革开放前的时期来解释改革开放后的成功,认为“七十年代未,邓小平带领全党破除‘两个凡是’,发展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立场,进一步推进了国内外政策非意识形态化的进程。由于将评价国内外政策的标准由或白猫黑猫(即姓资姓社)改为能否‘抓住耗子’,我国的改革开放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局面……他的先实践后理论的立场为中国内外政策的非意识形态化之路推开了又一扇大门。”[]

也有学者从增强社会主义创新性、推动改革深化的立场上,把不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等同于思想解放。他们以为“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提出“只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而不要问姓‘公’姓‘私’”的理论;有的则依据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中没有出现公有制、公有制为主体等字眼,强调要深化改革就要大胆突破改革开放的既有理论认识,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公有制的框框中解放出来,用以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界定社会主义来取代以公有制界定社会主义,以弥补改革开放的不足。

还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市场经济的论述从发生学意义上进行了经济学考察,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真正搞市场经济,“把商品生产、市场经济说成和经济制度无关是没有根据的……市场经济的主体必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我国的市场经济有一定的特殊性,但不可能违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不科学的抽象,确切地说,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

3.以社会问题追问表达对中国改革开放具体实践的不满与质疑

国内有些人将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完全归咎于改革开放,指责邓小平提出的“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理念只讲快不讲好,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诸多弊端;“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改革政策则导致了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有些人还认为改革开放搞过头了,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轨道。他们对改革开放的某些相关政策感到不满,否定改革开放的正当性,期待改革开放走“回头路”。

与大多数西方学者较为一致的是,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一些中国本土学者透过‘权力私有化’带来的种种社会不公,同意将这种新趋势称为‘资本-官僚主义’”[],也有学者倾向于将以改革开放为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同于“新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或者“资本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等。他们认为,“官僚腐败、贫富分化、道德滑坡等问题,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的必然恶果,是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恶性扩张的后果”[]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引发的一些令人困扰的社会问题是中国社会意识流变的主要根结。”[]西方社会一贯热衷于利用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大做文章,频频炮制中国负面话题,有意把体制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无限放大并上升到社会制度层面,进而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加以发难和攻击。近些年来西方媒体持续抛出唱衰中国、“棒杀”中国、“捧杀”中国的论调,使“中国威胁论”不断翻新并甚嚣尘上,其“涉及的领域和议题日益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议题从军事威胁、科技威胁、经济威胁、能源威胁到网络威胁、环境威胁、食品安全威胁、人口威胁等,几乎没有空白点,呈现全面性、深刻性特征。”[11]他们“指责中国不存在真正西方意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认为中国没有办法解决自身面临的环境、资源、人口、福利等问题。”[12]

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化”之正解

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要论断构成了新时期我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全新话语体系,每一个具体论断实际上都有完整的“叙事”,体现为具有特定指向与用意的逻辑自洽。上述有关我国改革开放“非意识形态化”的种种误读大多源于仅依据论断的局部表达而对改革开放加以“任性”评判的自由裁量与庸俗化解读。它们多向度曲解了改革开放,殊途同归地割裂了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一致性,从而不同程度地瓦解了改革共识。

而实际上,我们党始终强调改革开放既不是要回到过去单一的公有制,也不是要改弦易辙,不是要搞私有化、融入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始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我们有必要为改革开放论断澄清、正名,充分还原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不断凝聚全面深化改革的共识。

其一,“不争论”不是对任何问题都“不争论”,而是既“有所不争”又“有所争”。邓小平曾提出,“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13]在这里,邓小平主张的“不争论”指的是,为了争取时间在一些不涉及改革方向和根本原则的具体措施和方法问题上“不争论”,主张像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设立经济特区那样用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来检验和说服人们。

因此,“‘不争论’不是放弃主义之争、消解意识形态的消极之举,而是固守核心价值下的自主更新”[14]。在“不争论”思想指导下,邓小平还提出了著名的“白猫黑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不问姓‘社’姓‘资’”论,“其目的就是要让人们大胆地试,不要受意识形态的干扰。从实质上,这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以一定程度上淡化意识形态的方法,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得以坚持”[15]。另一方面,在主张“不争论”的同时,邓小平始终主张在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等问题上一定“要争论”,例如通过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来争论是否需要解放思想,进而在是不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面明辨是非、消除分歧并达成共识。

其二,“不改革死路一条”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既“有所改”又“有所不改”。邓小平说:“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可以说,从一九七五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下不改革行吗?”[16]因此,改革是为了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它既包括经济体制又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既涉及生产力又涉及生产关系,既涉及经济基础又涉及上层建筑;既包括体制层面又包括思想观念层面。另一方面,邓小平还说,搞改革当然要改变很多东西,但“最大的不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变”[17],“老祖宗不能丢”[18]。“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19]为此,“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0],“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21]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提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的根本突破’”,这恰是一个包含诡辩逻辑的混乱命题,“该命题实际上是有破有立,破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联系,立的是企图把中国改革开放与民主社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扯在一起。”[22]

其三,社会主义本质论断不是不要公有制,而是以公有制为内设前提。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该论断是从社会主义的实现目标这一特定角度来概括社会主义本质内涵的,因此,没有出现“公有制”字眼也是符合概念自身的定位,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公有制被排除在了社会主义本质的逻辑范围之外。实际上,如果从邓小平的完整的社会主义观来审视,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恰恰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内设前提和重要手段。邓小平说:“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24]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区别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特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原则。一方面,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另一方面,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发展不平衡决定了公有制程度不能太高,社会的所有制结构不能单一。为此,三十多年来我国打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那种因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而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单一公有制结构,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使社会经济从计划走向市场,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开放。党的十六大做出了“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两个毫不动摇”的重要决策和论断。

实践证明,以私营经济为主要部分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始终是以不损害、不动摇公有制主体地位为前提的,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适合了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但没有削弱和动摇反而巩固和发展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提高和增强了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是为了削弱公有制主体地位,也不是将国有企业卖掉,搞私有化,而是“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25]

其四,“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不是要搞两极分化,而是要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多次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26]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7]“城市、农村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28]“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29]由此可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不是改革开放的终极目的,而是在深刻总结过去因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而造成共同贫穷和落后的错误方法的基础上,依据我国生产力总体发展水平低且地区、产业等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国情所提出的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手段。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先解决发展问题、然后再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为基本理路的渐次推进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主义财富分配原则。

为此,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30];“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31]他还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32]

晚年的邓小平仍心系分配问题,高度重视两极分化的后果,他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33]因此,逐步消除“自然”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方面。

其五,“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的具体经济问题,而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战略性政治问题。邓小平提出:“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34]“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35]在此,邓小平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球两制下,社会主义如何通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逐步改变自身弱势地位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这一攸关社会主义命运前途的重大问题。他说:“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36]为此,“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37]

可见,“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并不是关于鼓励去搞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这样的具体经济问题的认识,而是着眼于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相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的重要的战略性政治问题。而在具体的经济发展速度上,邓小平反而特别强调“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38],讲究的是有条件的速度、适度的速度,有阶段的速度。这种速度下的发展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有限超前性发展,要求杜绝脱离实际的急于求成和不顾长远利益的短期行为。因此,那种认为邓小平“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由于过分强调高速度而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一系列问题的看法,显然是一种曲解邓小平理论的主观主义线性思维方式。

其六,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新提法,并不是要放弃政府宏观调控,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是针对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妨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和弊端提出来的。该提法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深化,体现了新时期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巩固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的现实要求,将有利于树立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和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39]。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促进我国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以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和题中应有之义。那种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真正搞市场经济的私有化观点,在实践中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也不符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发展的事实。我们“不能妄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就不能有‘市场经济’、‘按生产要素’等,但是,沿袭马克思主义传统肯定不会陷入‘市场崇拜’和‘私有产权崇拜’,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思想解放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区别。”[40]

三、改革开放遭遇“非意识形态化”误读的现实启示

改革开放遭遇“非意识形态化”误读对于今天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启示。

1.防止将改革开放视为改弦易辙,坚持不懈地遵循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一致性

意识形态在深层次上影响并决定着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路径,以制度变迁为重要表征的社会变迁也就从根本上体现为意识形态的变迁。因此,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推进必定离不开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析。改革开放绝不是改弦易辙,而是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这一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它必然会巩固和强化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正是由于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和改革立场,我们才不断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历史性地打上了鲜明而深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烙印,从二者的实践交互性结果来看,改革开放不断推动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变迁,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变迁又以其相对的独立性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发展,二者已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一致性,就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在指导思想上的一元化地位,决定了坚持改革开放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一致性。”[41]这就要求我们,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和责任感积极探明改革开放遭遇“非意识形态化”误读的问题源,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相互联系与重大区别,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交互的具体实践场域中坚持不懈地遵循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一致性。

2.防止在改革开放中忽视意识形态经济功能,脱离经济发展抽象谈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社会意识是第二性的,人们总是在既定的现存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42],“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43],它决定了社会意识的存在和发展。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于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具有第一重要性。“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44],离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任何超越资本主义的所谓“优越性”都将无从体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完成了从革命型的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向建设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功转型。

三十多年来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新的时代背景下,改革开放改变了我国穷社会主义的命运,在长期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实现了生产力大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向全面小康迈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以改革开放为内在动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对外显现了让世界瞩目与惊叹的“中国奇迹”,对内则增强了中国人民对改革开放的“绩效认同”,凸显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发展创造了新环境,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科学的理论支撑和活跃的思想基础。

纵观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实现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而也是改革开放的基本取向和立足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建立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充分表明市场经济是可以和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

但在如何看待我国市场化改革问题上,有些人将市场经济认定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片面地将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倾向性问题和阶段性矛盾归咎于市场化改革,从而对改革开放持极端否定的态度。他们还就此主张打碎现有顶层设计,通过实行平均主义确保公平分配及公有制一元主导来终止市场化改革、重走一段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实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等。这种极“左”思潮固守片面追求意识形态纯粹性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而不愿越雷池一步,滑入了脱离生产力水平抽象谈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旧泥潭,在本质上违背了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其结果会步入为实现意识形态的理想而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恶性轨道。该思潮对凝聚改革共识造成了不容忽视的思想干扰,我们对此应高度警惕。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具备任何价值,承担不了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任务的改革开放不具备任何正当性。

我国改革开放生动鲜活的实践充分表明,改革开放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价值秩序,高度重视和挖掘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亦即要始终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要务,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既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我们应在加速深化市场化改革中积极应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外挑战,通过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来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

3.防止在改革开放中忽视意识形态精神功能,将意识形态的发展完全附庸于经济发展之下

在中国,政府主导下的以利益、效率为价值取向的市场化改革从一开始就极具意识形态话语魅力。但是,在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种利益矛盾逐步积累,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与行为准则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出现了贫富悬殊、阶层固化、环境恶化、贪污腐败、正义受损、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等发展困境。这与经济成功形成了强烈反差,在一定范围内淡化甚至偏离了社会主义平等、公平、共富的价值理想,吞噬和抵消着一部分已有的发展成就,并将在一定程度上危及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

从客观上讲,改革开放在现实中的这些不良兑现记录从根本上属于“发展代价”,有着不可避免性,但终究在一定程度上危害了人民群众利益,尤其是使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对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逐渐感到疑惑、产生疏离、失去信心并归于失落。由此催生了一定范围内社会成员对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的认同障碍与逆反情绪,触发了改革开放的认同危机、信用危机和意义危机,宣告了曾经具有极大社会共识的改革作为意识形态话语的整合魅力之骤减,而这恰恰为改革开放遭遇各种“非意识形态化”误读提供了口实、酝酿了诱因。

从根本上讲,意识形态“以日常思维的‘通俗逻辑’、生活行为的‘道德核准’、共同价值的‘庄严辩护’、大众心理的‘普遍安慰’形式渗入生活世界,‘成为关于人的生存方式最切近的逻辑规定的观念’或‘精神制度’”[45]。因此,对意识形态经济功能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可以将意识形态的发展附庸于经济效率追求之下,实际上,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还有赖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有的政治立场与精神价值的彰显与维护。

当前,我们应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体性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利益协调、价值引导、精神激励、人文关怀、行为规范等方面的精神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全部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目标,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出发,认清现实生活作为意识形态价值场域的存在,以科学阐释和着力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为内核,致力于不断消除人们心中的疑虑、整合社会利益关系、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将民生问题尤其是公平及共同富裕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优化和重塑改革开放的形象。同时,还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积极倡导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人们提高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激发奋发向上、顽强进取的民族精神,增强自觉抵制腐朽思想文化侵蚀的能力等,从而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并为其历史正当性的延续培植新的生长点。

4.防止在改革开放中自甘放弃意识形态阵地,积极应对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社会生活曾陷入“泛意识形态化”的极端误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拥有无可争辩的单极话语霸权;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又产生了某种‘意识形态恐惧症’,无论在政界、学界,还是平民百姓,大多对意识形态‘唯恐避之而不及’”[46]。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大众传媒和网络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引发了话语表达平台、话语表达模式、传播途径、实现效果等的创造性变革,其“去中心化”、内容“碎片化”、传播即时性、自由性及舆论热点异化效应、蝴蝶效应等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和话语权,“使得人们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识别力和抵御力下降,马克思主义塑造社会理想、凝聚党心民心的黏合剂作用面临被不断弱化的趋势”[47],一定程度上促生了后“革命”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失语”局面。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随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由原来的封闭对立转向交流对话,改革开放的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由此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进行意识形态便利输出的战略威胁。国内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淡化意识形态的现象与这一外部需求不谋而合,忽视了意识形态“西强东弱”格局下资本主义通过文化裹胁并借助先进传播技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假意平静下的“暗流涌动”,极易诱发将搁置意识形态分歧、尊重差异等同于自甘放弃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危险认识。揭开面纱,西方国家之所以对我国改革开放进行种种“非意识形态化”解读,其最终目的都是人为割裂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的内在关联性,把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归结为所谓“人类普世价值”的胜利,从而竭力维护西方政治理想和价值观念,将中国改革开放下的发展强行纳入具有“终结性”的资本主义世界文明轨道。正如英国资深媒体人、《观察家报》专栏作家威尔·赫顿(Will Hutton )在其著作《不祥之兆:21世纪的中国和西方》中所指出的,所有非西方国家迟早都必须采纳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否则就会失败。在他看来,中国的崛起最终会“克隆”西方的发展模式,西方的价值观是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普世前提;中国现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发展模式的照搬。

可见,一些“普世价值”论者擅长从“非意识形态化”视角故意淡化、曲解、反对和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开放,始终如一地将中国改革开放的本质归结为“向西方文明回归”,实际上暴露了其以更为强烈的西方意识形态对我进行渗透的真实意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普世价值论“已经成为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集成芯片’,并在当下的中国持续发酵、传播,起着话语吸附甚至话语控制的效应和作用。”[48]

鉴于此,为了应对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强劲挑战,我们绝不能教条式地理解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不对外输出革命”的思想,要逐步实现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由单纯的本土化被动防御到主动出击、科学迎战的战略转变,积极掌握和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优势话语权。要自觉将国内意识形态建设与对外意识形态工作有机统筹起来,在积极参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对话与思想交锋之中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应围绕党的新治国理念、涉华重要问题的新概念与新表述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的中国观点和中国立场等方面,在力求同西方既定的话语系统接轨的同时,着力加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融通中外的新话语体系建设,不断提高议题设置与议程管理能力。

同时,还要牢牢守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和发展权,通过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来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实效性。应深入研究、及时、透彻回答并切实解决改革开放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避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悬空化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信念承诺兑现不足现象,最大限度地在意识形态领域消除误解、赢得认同。譬如,“如何做到社会主义原则不阻碍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不冲击社会主义的原则,还需要我们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探索中加以解决”[49];“不搞单一的公有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已是不可逆转的现实趋势;但不搞私有化,毫不动摇地发展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理论和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在理论上澄清,在实践中解决”[50];混合所有制如何推进、如何通过政策调整逐步完善能够保证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如何切实构建公平正义的利益分配格局、政企如何真正分开、如何有力地制止或避免以“改制”为名行私有化之实的错误做法、如何依法治国等当前极具敏感性的重大改革领域亟待有新的实质性突破和科学、系统化设计;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党的阶级基础等基础性问题仍缺乏充分的理论论证和深广的实践兑现,等等。最后,我们还要立足于信息化时代意识形态运作环境的深刻变迁,不断拓宽和改善意识形态教育的渠道和方法,推动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虚拟空间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潮的有效引导,尽快构建较为完善的网络意识形态宣传管理机制。

参考文献:

[1] 《正确认识改革开放 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侯惠勤》,《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期。

[2] 布成良:《如何看待“对改革开放的质疑”?》,《红旗文稿》2015年第7期。

[3] 王永贵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当代中国实践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4] 袁铎:《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5] 任志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


* 本文刊发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5

[] 《正确认识改革开放 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侯惠勤》,《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期。

[] 梁建新:《穿越意识形态终结的幻象——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评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07页。

[] 徐觉哉:《国外学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3期。

[] 马学轲:《2014年意识形态领域十个热点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2期。

[] 马学轲:《2014年意识形态领域十个热点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2期。

[] 把掐他的博客:《去意识形态化》,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0a381a0100rrsu.html

[] 陈文通:《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误解》,《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4期。

[] 熊培云:《重新发现社会》,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96页。

[] 任志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第131页。

[] 韩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若干问题的国外研究述评》,《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11] 任洁:《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主导性国际舆论环境——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12] 谢永宽、刘志礼:《国外中国模式研究新趋势及其启示》,《理论探索》2011年第2期。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

[14] 侯惠勤:《弱化与强化:意识形态的当代走向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大理论创新》,《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6期。

[15] 武东生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一种理解和说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88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7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3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9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9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2页。

[22] 《正确认识改革开放 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侯惠勤》,《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期。

[23]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3

[25]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1116日。

[26]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页。

[27]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374页。

[28]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页。

[29]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2页。

[30]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2页。

[31]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4页。

[32]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

[33]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4页。

[34]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5页。

[35]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

[36]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9页。

[37]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

[38]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

[39]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1116日。

[40] 《正确认识改革开放 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侯惠勤》,《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期。

[41] 《正确认识改革开放 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侯惠勤》,《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期。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5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6页。

[44]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

[45] 胡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多视角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46] 陈锡喜:《论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总体性及领域》,《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47] 袁铎:《重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长白学刊》2006年第3期。

[48] 高立伟:《从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角度看“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4期。

[49] 翟昌民:《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读》,《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50] 卫兴华:《为什么说公有制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红旗文稿》2012年第15期。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 2011-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版权所有 Design & Support 技术支持:新势力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