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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辉:文化之伦理价值的正当性审视——一种整体性意义的公共性立场的回归
作者:[]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7-02-11] 阅读次数:[1092]

  原载《思想战线》2016年第6期

 

文化之伦理价值的正当性审视

——一种整体性意义的公共性立场的回归[①]

董 辉

 

摘要:我们的时代,正全面遭遇社会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因社会生活的“世俗化”所带来的精神生活扁平化和文化“去伦理化”的窘迫现状。无论有关文化的理论言说抑或与文化相关的经济、政治以及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均面临着面对文化“欲望化叙事”逻辑和功利化主导的诸多反文化乱象,一种严肃的伦理操守何以可能、如何可能的严峻问题。面对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窘境以及种种不如意,现代社会呼唤一种基于“公共性”关切的伦理立场的出场和坚守。而其核心,则是以现代“文化公民”的立场、境界和情怀,时刻关切、理智审视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整个人类文化的现状、问题与可能走向,着力培养自己应有的文化良心与良知,在守望和坚持中,成为先进文化和道德清明社会的自觉推动者和践行者。

关键词:文化; 公共性; 伦理关切

什么是文化?我们为什么要有文化?作为一种面向价值与伦理关切的本质性追问,无疑是两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迄今为止基本没有能够找到统一的答案。但如果问“文化是什么”(有关文化的经验的现象学描述)?因为是基于经验的现象描述,因此很多人都会给出自己的“说法”(观点、意见、见解和看法),甚至能够举出一、两个、甚至多个看似具有充分说服力的例子。

从学理上讲,通常我们所称之为“文化”的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使我们成为如其所是的那个文明、优雅、高贵的存在者的活的本源和稳定基因。人因了文化才成其为人,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我们人可以说“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但是,当下的窘境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却成了一个问题,一个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且慎思明辨的严峻的大问题。

一、“去伦理化”:我们时代的“文化的乱象”及其显在表征

历史上和现实中,文化的力量可以、也曾经的确是无比强大的。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文化是一种符号、一种并非可有可无的“饰物”。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时代、没有一个社会可以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被评为“没有文化”,那是一种无法接受的巨大“耻辱”或侮辱。

但如果我们问:身为“文明化”了的人类,我们真是“有文化的”吗?“有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历史上和现实中,文化既可以与自由、平等、人权、幸福、尊重、宽容等象征“美好的”词语相连。与此同时,在创制、传播、宣传、输出某种所谓强势的、先进的、优越的具有“中心意义”的“文化的旗帜”和名义下,人类同样实施了很多为“人类自己所不齿”的恶行:奴役、暴力、欺压、战争、不平等、征服、殖民……。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存的价值理据和集体性的生活记忆[②]。文化自身有先进与落后、合理与非合理以及高下、优劣之分。无疑,一切优良的文化可以造就、模塑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增长、提升其心智,使其获得作为特定民族个体的“优越感”、“自豪感”和“自信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愈来愈稳定的“体验”和“认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开始了商品而后市场经济的体制实践,在全体中国民众面前敞开了一个全新的未曾经历过的新的“公共生活”场景。随着人们对财富的追逐和占有的逐渐合法化,对自我利益捍卫的正当化,社会精神生活与文化领域也不再纯粹。文化因遭遇“世俗化”,变得面目不堪。近来在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些被许多学者称之为“庸俗”、“低俗”、“媚俗”的现象。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文化遭遇了商品规则的强力侵袭,致使许多人以文化的名义玷污文化的神圣,文化与经济结缘,与商业合谋,出现了把“无聊当有趣、无耻当个性”的社伦理风尚的污化,以及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畸形发展。有学者指出:我们这个本应是优良文化为时代立新命的时代,却“由于资本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虚假需要遮蔽了真实需要,假丑恶取代了真善美,造成了文化繁荣的假象。”而所谓“文化的虚假繁荣”,是指文化创造表面上呈现极为火爆的景象,但实际上,它不是人自由自觉自主的本质的体现,缺乏自由创造和超越低级趣味的特质,只是一味地寻求感官刺激,满足人的一种虚假需要。[③]

文化的当前现状使得作为“文化创造者”和“文化主体”的我们,甚至羞于承认自己是“文化人”。因为面对当下“文化的一切”并不如意的作为,现代人普遍感到自己的“无知”和茫然:真的不清楚——“作为文化人”,我们的理想和使命究竟是什么?究竟该如何体现?应该如何做,应该具有何种历史和社会所期望的高尚的精神使命和基本的伦理操守,我们才勉强算作是这个时代的“文化人”。

我们都是这个时代文化“世俗化”的推手和直接参与者,我们享受着文化世俗化所带来的种种好处,我们因为进入了“世俗化”,分享了其中的好处和福利,养尊处优。但是,我们却不无惊讶的发现:一方面,我们这个时代是“经济去文化”时代、“商业去文化”的时代,“网络、传媒去文化”的时代。文化的性质、功能等发生了许多可以察觉到的或者难以察觉到的显在或者非显在的变化。文化在强大的科学、功利、权力与商业的合谋、挤压面前,变得非常软弱,无力应对。文化变得非常不堪,开始自我放逐、放纵、自我疏离化自己……文化自身的生存变得异常局促:不再担当、不再批判、审视,不再引领,不再滋润、化育。另一方面,文化“异化”了、文化“世俗化”了、文化“娱乐化”了,文化“大众化了。在这样一种迅速“变革”面前,文化变得“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是干什么的,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 文化变得不自重、开始“自我作践”自己,自我“庸俗化”自己了,文化把自己彻底“工具化”了,变成了能换钱和商品交换的工具……文化失去了曾经有的自信和曾经拥有的风光……。俗文化终于打了个翻身仗,现在要变成名门正派,堂而皇之地粉墨登场了……俗文化因为自诩代表了、代表着文化的大众,所以可以假民众之义,肆无忌惮……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想说,美其名曰“文化民主”。

人们不愿意看到,但实际上已经成为现实定在的情形是:文化因变得不自主,因此“命运堪忧”。从现实来看,文化除了貌似繁荣、兴盛和表明上的强大以外,从根本上讲,由于其是原本是愈益复杂、变幻莫测的“人性”的造物,因此,与生俱来就有“脆弱”的一面,在权力、利益等诱惑面前,文化会“失去立场”,会变得不矜持,选择一种“自我解构”之危险的路途,且愈陷愈深,不能自拔。有学者指出,文化本身具有强烈而鲜明的属人的主观性:“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特征和实质,是社会的人的真正的奥秘。由对各类‘文化’定义的分析可见,文化最为突出的特征或最具有根本性的内容是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意识方式,概括说来就是人的活动方式,而在这种活动之中内含着人的价值追求。文化在本质上是相对稳定的人为的程序和为人的取向的统一。”[④]于是历史上、现实中的曾经令人无比敬仰的“文化名人”被拉下神坛,可以被恶搞——“杜甫很忙”、“孙悟空与白骨精谈恋爱”……于是“古装戏”流行,历史可以被“戏说”,可以被“虚无”——我们曾经无比景仰的英雄人物开始被质疑:黄继光堵抢眼是假的、邱少云坚实纪律,忍受烈火烧最终牺牲年轻、宝贵的生命是假的……。有学者指出:“当一个民族的文化被外来强势文化否定时,人们会自觉地进行抵抗。但如果民族的主流文化被从内部消解,又不能及时处理,文化的根基就会慢慢地被肢解。当前,社会上蔓延的“恶搞”主流价值观、领袖、英雄人物等现象,就很值得我们警惕。”[]

二、文化的“感觉化”(表达“感性欲望化”):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之思”的深刻启示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是动物,但人又告别了、超越了纯粹动物的存在:人有文化、文明。现今时代,文化的存在和发展,越来越试图抽离人在文化进化中所获得的“理性”本质,非常坚决、果断地、心甘情愿地将人自身的存在质态“贬低”、“降格”:重新回到纯粹“感觉欲望”般的存在。现代社会为实现这一目标,不惜动用一切力量,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试图让人变成一种“不思不想”、不去独立判断、只接受外在的被设计好的、程序化的一切东西,沦为动物般存在状态[⑥]

反观当下,“庸俗、低俗、媚俗”的文化乱象充斥于电视、网络和社交媒体,有些媒体打着“娱乐至死”的旗帜,为博眼球而无所不用其极。综艺节目里的“拜金女”扬言“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骑在自行车上笑”;在网络直播中为谋取点击率,主播穿着裸露言语出格;在影视作品中,甚至为提高收视率而无下限的胡编乱造、歪曲历史。凡此种种,无非是为一个“利”字,而究其原因,正是文化世俗化的结果,也是文化市场化中的扭曲现象,同时反映出文化研究者的伦理反思立场的丧失。

英国当代文化学者、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雷蒙德·威廉斯注意到了这一点([]雷蒙•威廉斯著《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依雷蒙德·威廉斯之见,“文化”与人的感觉结构密切相关,作为一个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中的不争的事实,表达的是文明进程中人类交流、认知社会生活总体的整体性感知与经验,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时代变革特征。[⑦]雷蒙德·威廉斯指出:文化是“一种感觉的结构,它足够来交流,不仅仅是可以被承认的与明显的,而是人类整个的、统一的生活。”[⑧]

西方社会近代启蒙的历史,随着“理性为世界祛魅”,开显了一种自由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社会文化价值观,一个随技术进步和市场化完善而不断得以强化的社会现代化实践,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对其合理性与正当性的伦理辩护。这一看似融“历史必然性”与“主体目的性”与一体的发现、创造新世界的历史证成,带来了发展、进步、不断累进的财富,带来了人们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的不断变革,带来生活质量和生活境界的不断提高,对其历史进步意义,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但是,理性主义的进程同时,伴随着一个强大的“资本逻辑”及其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狭隘但是却是极其强势的文化实践,被逐渐渗透进社会个体的“感觉结构”之中。其结果,社会个体生存、生活于其中的全面的、有机的、鲜活的社会现实,遭到无情的“割裂”、持续的“抽象”与全面的“庸俗化。”[⑨] “人们的感觉结构的片面化与异化,导致文化失去了全面丰富的内涵与发展的自律性,形成文化危机的根本原因,即文化危机的本质就是感觉结构的异化,亦即感觉结构的异化是文化异化的逻辑基础,从而产生了文化危机。”[⑩]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受资本逻辑的严重侵蚀,现代主义文化原本是作为反抗资本主义的面目而出现的,现在其积极的批判性意义以及批判能力几乎丧失殆尽:“现代主义很快丧失了它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姿态,达到了与新的国际资本主义轻松自在的结合。”[11]现代文化概念的膨胀与问题化,导致了文化形式与社会现实的严重脱节,从而造成感觉结构的片面化与抽象化,加重了文化意识形态化的程度。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 指出:“我们看到,当代文化的概念已剧烈膨胀到了如此地步……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已经变得过于自负和厚颜无耻。”[12]文化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立场和应有的底线,“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文化已经从部分解决问题的方法转变成了实际问题的一部分。”[13]文化商品化了,文化丧失了“自律性”的自性品格。

就中国的现实情境而言,有学者注意到:“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世俗化’开始向着去公共化或物质主义的方向发展。它具体表现为相当普遍的对物质欲望、身体快感的单向度追求,以及对个人内心隐秘经验的单向度迷恋。”[14]与文化世俗化运动几乎同时发生并相互支撑的,是社会生活领域文化的“功利化”成为人们最不愿意,但是却无法阻挡的一股强大的洪流。有学者指出:当今中国,文化认识和实践的诸多领域都浸染着功利的色彩,文化存在和发展的进程之中也弥漫着铜臭的气息。文化的传承发展是一个民族的核心特质和内在灵魂,当它的建设、保护和传播的动力,不是基于文化本身的利益和价值,而是追求一种文化之外的功利,是被看成是发展经济、获得利益的手段和途径,那必是无望而悲哀的!“在这种功利的文化取向指引下,文化的经济功能、手段价值、资本逻辑被无限度地放大,而文化应有的诗性智慧、理性光辉、人文慰藉、精神陶冶却被极度地缩略。与此同时,文化不断收获表面的风光、刻意的抬高、虚假的诚意,而其主体地位、引领作用和强大力量,却没有得到真正的彰显。”[15]

面对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窘境以及种种不如意,现代社会呼唤一种基于公共性关切的伦理立场的出场和坚守。

三、属人的历史和人属的历史之自由伦理的价值叙事:有关文化伦理价值的一种整体性意义的公共性立场的回归

文化与伦理关系问题的思考,不能没有公共性理论视野和介入和相应的公共性实践的全景观照。离开了公共性的文化与伦理,必然会陷入某种“私欲”和私人性的理趣之中,而这意味着对文明人类的文化与伦理正道的背离。

与社会的进步发展,与人对美好生活的期望相结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宣示,优良的、合理的、先进的文化所表达、承诺的,是特定文化主体的面向人类未来和整体的一种公共性的伦理情怀和坚定、鲜明的价值立场,意味着对并不美满的历史、现实境遇的不断的批判、超越、担当与责任。如此,文化才能与人格的养成和德性的化育相勾连,才能够不断迈向向上、向善的境界。毫无疑问,一种缺少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境遇实践规制和价值关切的文化,绝对称不上是一种好的文化。

文化与伦理关系思考的公共性视角的介入同时还表明,历史上和现实中,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化,其所主张和表达的,一定不是某个阶级、阶层、某个利益集团的“特殊意志”,其所致力于实践的社会价值,一定是属于代表了历史进步方向和民心所向的,有关人类共生、共在、共享的公共性大智慧。文化发展与进步的历程已在昭示我们,文化是最为可贵的品质和属性之一,就在于文化是促使、引导、启发、规约一个个“自然的、野蛮的个体”从“地域性”向“世界历史性”,从“封闭狭隘的私人性存在”向“开放、包容的公共性存在”的重要的、直接的推动力量。文化是人类“以‘人的方式’自主生存的人类学表征,文化是人的公共性存在的鲜明的向度和标尺。人类的历史愈是不断进步,这一事实愈来愈清晰。尽管历史和现实向我们所昭示的,常常还有另一种的真实和真切情境:受代表了不同时期、不同利益集团的思想、价值和意识形态观念主导和钳制,历史、制度、社会精神生活的发展、充满了曲折。即使如此,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那个东西,一定是包含了“文明”的因子在其中的(文明是文化的实践-价值积淀和最为有效、最为积极的成果)。人类不断进步的事实,一再表明文化中包含着人类智力不断攀升的全部故事和密码,文化一定是关涉人类的历史、生活等总体性逻辑。这是透过文化发展、存在的多样性、多面性形态和意义,我们必须有所洞悉和自觉的事实。一方面,文化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其中又有人类个体和群体的涉及、谋划、传播、推广和规制。另一方面,文化又同时是人们理智的结晶,文化作为人类智力活动的成果积淀以及随人类生产、生活形态的变迁,内容、涵义、形态等不断丰富。这两者交织在一切,再清晰不过地表明:文化充满着公共性的张力和理论魅力,文化与伦理的实践,最集中、最深刻地彰显着人类的公共性思维智慧和价值理性追求中的各种情态:自信、紧张、不安、焦虑、迷茫以及对于一个可预期的美好愿景和未来的无限想象的道德努力。

现代人对于文化的认识愈来愈清楚和一致:首先,作为历史和社会公共性的重要维度,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关涉人属的和属人的一切。从历史事实着眼,词源学意义上,西语中的“文化”一词最早起源于拉丁语中的cultura,其词根是动词colere,原义是耕作土地、饲养家畜、种植庄稼、居住等,作为对自然物的看管和照顾,是人类通过改造自然,获得适合自己生存环境的最初尝试。古罗马时期,西塞罗是最早开始在转义的意义上考虑文化概念另一重涵义。西塞罗使用了“cultura animi”(灵魂的培植)一说,所暗示的,是对人类心灵的培育。进入近代启蒙运动以及早期工业革命实践以后,文化的涵义不断明确,逐渐被引申为对“心灵的培育”以及成为物质生产形式的一种活动不再被狭义地理解为“时代高级的精神和艺术产品。”由上不难看出,文化这个概念的发展,呈现出“人性运动”——“文化”——“政治”这一不可避免的历史轨迹,其最终的结果,是赋予现代社会的中的每一个自然人以“公民身份”,将其培养、化育成与真正的现代公民社会相适应的公共性的存在其次,文化中有真善美,文化中有假丑恶、关于文化,人类创造了很多。关于文化,人们也说了很多:文化的存在论、文化创造论、文化实践论、文化形态论、文化价值论、文化认识论、文化冲突论、文化历史论、文化体验论、文化评价论等,不一而足。但是,文化究竟是什么?我们还有很多没有说清楚、弄明白。如当代美国著名文化学者丹尼尔.贝尔所说:“在迅速变化的社会里,必然会出现行为方式、鉴赏方式和穿着方式的混乱。社会地位变动中的人往往缺乏现成的指导,不易获得把日子过得比以前“更好”的知识。于是,电视、电影和广告就来为他们引路。”[16]

存疑、辨析,可能是文化自身进步进而作为文化的主体及其对象化结果的一切,获得张力、活力和空间的不必可少的东西.如此,下属表述,就不能简单地规之为“碎片化”的识见:(1)文化是对的(可理解的):文化与真理性认识相关。文化的出现表明,人类一定把捉到了宇宙间的某些真理性内容,文化一定是对的。文化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是文化的存在,文化使我们成为可能。(2)文化是信的(可信的):文化与人文信仰的形成相关。(3)文化是正当的(可认同、可规范的):文化与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相关:文化给我们知识、信仰、风俗、生活结构、价值观……文化使我们获得对自然、宇宙、社会、文化、制度等有理解、领悟和超越性意义。(4)文化是不确定的(无法定义的)(多义的、模糊的):文化形态多样性与文化差异性、文化是冲突的,文化的理解与文化的方式的冲突与不一致性。(5)文化是生活的——基于生活、表达阐释生活并最终为了生活。此一表达的目的,旨在将文化观念从狭隘枯竭的“精英惯例”霸权式理解中夺回来, 赋予文化一些更多社会与民众日常生活意义层面的功用6)文化是美好的,文化是值得追去和拥有的。(7)文化有雅俗之分(有境界的)、文化有精英和大众之别(分层级的)、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文化是进化的)。(8)文化有古今(传统和现代)之争、古典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形态兼备。(9)文化是一种话语、装扮和符号(带有表演的性质),文化是一种权力、身份和地位、力量、等级的象征(力量)。(10)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吸引力和魅力的根源和理据)。

有关文化伦理价值的上述看似散漫、多元或者似乎多少显得有些“不确定”意象的诸多论断,其实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面对文化的“乱象”,所特别需要的一种公共性立场的回归。提出有关文化与伦理关系思考的“公共性立场”很容易,但是要将其落到实处,却是困难重重。无论是从当下还是从长远来看,都是一个从根本上考验现代人心智的、具有巨大挑战性的艰巨任务。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一种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所急缺但同时又是最为需要的,当是“文化公民”意识的确立,以及在艰难时世中,坚定心智和心志,始终作为一个具有公共性境界的“文化公民”而勇敢决绝地行动。一方面,需要通过每个文化公民的努力,让文化始终保持作为面向整全性的个体生命的基本向度,始终向自然、社会和自身敞开,永远不让文化本身因某种狭隘、短视的诱惑,而丧失了自己的本色。在这方面,当代法国哲学家所开创的旨在关注的人的内在生命,即物质性的内在情感性“物质现象学或生命现象学”文化与道德哲学主张,颇具时代智识高度和启发意义。米歇尔.亨利猛烈地批判现代科学,认为现代科学的极度发展导致了新的野蛮:对文化和价值的排斥。以“现代性”为例,它倾向于把一切可能的知识还原为单一的“科学知识”。这一极端偏颇的做法,导致的恶果就是:对更为丰富、更具有深度和内涵的“文化”和“生命”本身,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否定”。米歇尔.亨利坚持认为,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知识,并非单一的类型,而是存在着“生命知识”、“科学知识”和“意识知识”的区分。“文化是生命知识,是生命的启示,其实就是生命本身,它无关于科学知识和意识知识。而艺术、道德和宗教作为高级的文化形态,是与生命完全交融。”[17]

另一方面,一个具有公共性境界的文化公民,一定是身怀有关人类生存与生活的“整体性”信念,是一个深谙“生活不仅仅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歌和远方”的,有痛感、有态度的伦理性存在。整体性是人类生存与文化实践的本质属性。人类整体性不仅指空间整体性(世界化、普遍性交往),也指时间整体性(历史的当下化、与历史的血脉相连)。黑格尔曾经不无睿智、不无深刻地指出:整体性是“真实的事物”的品质,它应具有有机性、复杂性、多样性特点。“从根本上说,人类文化是历史性的精神沉积性的。文化是标志人类生存样式、意义规范和可能发展方向及道路的整体性范畴。真正的历史文化对于个人存在具有整体性和根源性意义。人类文化整体性所彰显的是主体对内在生命的体验、对完美人性的诉求、对生活世界的热爱与眷恋、对情感和精神的信心以及对自然的敬畏与亲近。……丧失了整体性诉求,文化就可能走入歧途。”[18]当此“文化整体性生存”观念不断彰显的时代,一个合格的、优秀的文化公民,会在忙碌的世俗化的生活中不时地学会回到自己的内心,不断超越“自然的”、“功利的”境界,而尝试着按照“道德的境界”、“天地境界”[19] 的觉识和胸襟,在生活的点滴中,努力学会回到自己,学会提取自我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悉心看护和照管自己业已纷乱不堪的迷茫的心灵和错乱的心性。在这方面,福柯晚年的学术努力和人生实践,值得我们借鉴。在理论活动的早期,福柯是作为一个对主体进行无情“解构”的后现代哲学家的面目和姿态出现的。晚期的福柯,则毅然决然地转向了曾被忽视了的“自我”复杂建构的工作[20]。后现代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强调“自我关心”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其意义和价值相较于古希腊“认识自己”的规训更为真切、更为重要、更为迫切。在福柯看来,那个长期以来尤其是在近代理性主义铁笼中备受压抑、压制而几近被埋没的“自我”,实则具有顽强的“自我塑造”、“自我改变”、“自我完善”等多种能力[21]。因此,处于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交错中的我们,尤其需要立足当下,在日常实践中自身做起,切实关注、培养自己。对此,福柯甚至说:“我们需要将自己创造为艺术品。”福柯明确指出,在一个由技术进步和资本逻辑、权力话语等交相支配的当代西方社会,那种曾经作为服从某种规则体系的传统的“伦理学”已经消失了。作为继起者,现代社会相应地必然会展开一种对所谓“生存美学(aesthetics of existence)”的追求。福柯此处所谓“生存美学”,一言以蔽之,就是“人必须留意的主要艺术品,必须运用美学价值的主要领域是人本身,是人的生活、人的生存。”[22]

无论就历史延展,还是就特定的时空境遇来看,当代中国社会都堪称刚刚开启了现代性文化与现代化社会实践的初步历程。这一历程中,一代中国人收获了效率、财富、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同时面临着因社会的市场化转型所带来的“世俗化”,物欲的膨胀、价值的迷失与生存、生活意义的迷茫,以及更为严峻的社会生活之“去伦理化”、“非道德化”的生存场景。显然,当下的中国,距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要求和期望的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以及公民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样一个理想的现代公民社会,还有很长一段路程。在这一路程中,我们所面临的文化与伦理方面的冲突场景和问题,一定会更加紧张、更加尖锐。因此,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文化公民,都必须具有费孝通先生晚年所一再倡导和提醒的“文化自觉”意识,清醒地认识到文化自觉作为社会发展之必需,情形地认识到生成中的文化与文明的意义,及其对它的伦理甄别和道德判断之必不可少。以“大文化观”与“大伦理观”的兼备的敏锐眼光,时刻关切、理智审视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整个人类文化的现状、问题与可能走向,觉察到特定社会进程中崭露出来的富于积极和进步意义的文化潮头以及可能的负面倾向,着力培养自己应有的文化良心与良知,在守望和坚持中,成为先进文化和道德清明社会的自觉推动者和践行者。

An Legitimate Review of Cultural Ethical Value: A Return of Public Stance of Integral Significance

                                                                   Dong Hui

Abstract: our era is entirely encountering an embarrassing status quo of spiritual life flattening and cultural “de-ethicization” brought by “secularization” of social lif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ety. No matter culture-related theories and discourses or culture-related economy, politics and people’s daily life practice, are getting into many anti-culture chaotic phenomena featuring “desirous narration” and utilitarianism, and facing the problem of how to possibly upholding a serious ethics and virtue. Amid the dilemma of cultural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and various dissatisfactions, the modern society is calling for the presence and perseverance of an ethic stance based on “public” concern, and its core is to, at any time, care for and rationally review the status quo, problems, and possible trends of the entire human culture including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stance, realm, and feeling of a modern “cultural citizen”, with a view to focusing on cultivating the due cultural conscientiousness and conscience, and enabling citizens to become auto-psychic impellers and practitioners of advanced cultures and ethics during lookout and perseverance.

Key words: culture, publicity, ethical concerns



[]基金项目: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诚信制度内化为公民规范信念与行动自觉的机制、路径与保障研究”阶段性成果(15AZD019

作者简介:董辉,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西安 陕西 西安,710062

[] 参见【美】菲利普·巴格比著《文化·历史的投影》,夏克 李天纲陈江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社,198711月第一版。

[]参见张三元等:《警惕资本逻辑导致的文化虚假繁荣》,载《理论导刊》2016 年第 3 期。

[]参见郭湛:《文化:人为的程序和为人的取向》,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 参见戴有山:《不能让恶搞瓦解我们的文化认同》,载《红旗文稿》2015年第10期。

[]【德】舍勒:《舍勒选集》,刘小枫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15页。

[]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1961, p.35.

[]参见乔瑞金等:《雷蒙德.威廉斯唯物主义文化观解析》,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3期。

[] Raymond Williams, Drama in performance, London: Frederick Muller, 1954, p. 116.

[]参加薛稷:《走出文化危机的困境——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方法论思考》,载《现代哲学》2014年第5期。

[11] []特里.伊格尔顿:《纵论雷蒙德.威廉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页。

[12]参见王宁:《特里.伊格尔顿和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载《南方文坛》2001年第3期。

[13] Terry Eagleton, Rediscovery a common cause or die, New Statesman, Volume: 133July 262004.

[14]参见陶东风:《畸变的世俗化与当代大众文化》,载《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

[15]参见苗伟:《文化功利化倾向及其矫治策略》,载《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16]参见[]丹尼尔•贝尔著:《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6页。

[17]杨大春:《文化与生命—米歇尔•亨利与科学批判的物质现象学之维》,载《求是学刊》,2009年第4期。

[18]参见邹广文:《人类整体发展时代的文化创新》,载《求是学刊》2009年第3期。

[19]参见冯友兰著:《新原人——贞元六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7页。

[20]参见莫伟民著:《莫伟民讲福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21]参见朱玲玲等《自我的构建—福柯思想中的伦理与审美主义》,载《江淮论坛》2011年第3期。

[22] Michel Foucault ,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M, New York : The New Press. 1997.271263 255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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